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18-10-16 08:36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顾海良 点击: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和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缜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尤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最为典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建设诸多方面问题进行认识与理论思考的产物。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等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等问题。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确认识和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出发,设计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懈探索的结果。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到1948年4月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经过长达26年的探索,最终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进行革命道路设计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城市中心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革命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道路问题。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在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2.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经过了一个从孕育、形成、发展到最终放弃的过程。在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李大钊等人,就已初步注意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的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开端,也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给予工商资本家应有的政治权利等积极做法,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最终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而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的最终形成,则以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为代表。

  《论新阶段》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随之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与这一情形相适应,毛泽东对新生的政权进行了一些设计,虽然当时还未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词,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已经形成。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该文当时尚未公开。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新的共和国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首先,在政治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其新民主主义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才使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

  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中共中央作出过明确界定,认为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这一论述表明,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妥当的。关于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批评,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作过论述,认为“毛主席的批评,着眼点是在‘确立’二字上,并未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薄一波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因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要加以“确立”、“巩固”的确很难。“所以,当毛主席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确立’的观点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理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大众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宣告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中国便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但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选择和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光辉一页。

  1.过渡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过渡时期是个历史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但他们却对这个转变过程提出过科学的预言并对过渡时期的具体政策作了专门论述。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同时指出,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各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取决于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马克思设想通过合作制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设想用和平赎买的方法达到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收归国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是根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作出的一般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第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包括军事上的反抗,政治上的反抗,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二,过渡时期在经济上是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第三,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认为像俄国这样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基础的大工业;使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时期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继承的同时,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科学理论,并借鉴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后,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总结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和形成的。它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顺利过渡的历史必然,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重大理论贡献。

  2.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

  过渡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仅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设计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且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

  第一,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国在借鉴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同时,走了一条同苏联不同的道路。苏联从一开始就采取集体农庄的形式,推行大型农业机械,实行整个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而我国一方面“趁热打铁”,及时引导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根据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实际情况,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通过互助合作,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弥补生产工具、特别是机械化设备不足的缺憾,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适应工业化的迫切要求;然后再通过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对农业的改造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主要是积极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同时也试办初级社。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挥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两种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使广大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及其工业原料,使农民购买力提高和国家工业品市场扩大,中央提出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提高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全国普遍建立起初级社。初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还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的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在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的基础上,进入大办高级社阶段。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引导,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要典型示范、不能冒进”。《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采取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领导方法。总之,从1953年起,各地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向前发展,到1955年6月,全国已建立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0月底,又增加了一倍。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直接加速了全国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到1955年底,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63.3%,1956年已达96.3%。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内,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实行广泛的民主,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实行按劳分配,缩小三大差别等思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的理论,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的理论,并根据苏俄的实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尽快地实现工业化等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1.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9月党的八大的精神中。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思想成果,针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来说:

  第一,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根本任务。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了贯彻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还具体阐明了什么是国内外积极因素,他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与此相应,中共八大通过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在这一基本定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有了全新的界定,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也就是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探索中的严重失误

  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自1957年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错误,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认识,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出现了偏向。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第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7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尝试。但是,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在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还导致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观点,并将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时间拉长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会还接受了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提出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上述错误分析和判断,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的思想。本来,毛泽东在1954年、1955年曾讲过,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50年的时间。1956年又说过,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原有的认识,并对先前提出的反冒进思想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制定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工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高指标,从而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大跃进”高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国在三四年、五六年内就可以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十年左右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主张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
  3.探索中的两种趋向

  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趋向则基本上是“左”的、错误的。最终,后一种发展趋向压倒了前一种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第一,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有益探索。从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开始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在力图纠正党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继续丰富着探索的成果。1959年春至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不可能很快;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综合平衡,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相关思想。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为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跨进了一大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划分阶段,从而也就不可能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 社会,对社会主义阶段,他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完全社会主义”等术语,但列宁所讲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同一概念。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进而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一直未能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无法揭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汇报时明确指出:“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同上书,228页。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各级干部,指出: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由于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针对当时把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要坚决反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1961年6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时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需要靠自己摸索经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到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界限的问题时,也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和等价交换的交换原则,并认为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看法是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也再次强调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把握要经过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长期认识过程”,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所以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需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上述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正确认识,可以说是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收获。

  到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即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由此可见,在60年代前半期,对于必须“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但是,对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后来的发展模式还被限制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内,未能突破基本上的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框框。

  第二,政治思想方面的日益“左”倾趋向。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这一提法,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这些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样,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题已由社会主义建设转为如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与此相联系,一些有益的探索,也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而遭到批判和制止。到“四清”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社会主义的探索走上了更曲折的道路。

  4.探索走入歧途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歧途,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多次,而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即五七指示),则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阻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又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在恶劣的环境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试图限制以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各项事业,在实际上开始拨乱反正、进行改革的试验,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努力终告夭折。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所有成员从各自的工作经验出发,对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做出的各自的有所侧重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但在中国历史上,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曾出现过种种错误的倾向,所以,怎样正确理解和对待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真正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之后,在中共七大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本人没有做过概括和说明。而回顾中共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几个阶段。(4个)

  第一,党的七大前的初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著作,取得了理论成果,实践需要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发表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及其理论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并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他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还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正在发展着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为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和各级党的文件广泛运用开来。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与任务》中,初步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即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新发展,他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正确的政治路线,群众观点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手法。1945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进一步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一次在全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两个概念并用。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一历史决议中有一段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 ,从而取得了同党内“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的胜利。这次决议还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与三次“左”倾错误对比,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概括虽然还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但大会决议的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也为中共七大的召开,为全党接受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2.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科学体系的标准,关键在于看它有没有系统回答所研究的领域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具体来说,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体系,在理论上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其范围涵盖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建国思想体系,并经过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47~48页。其基本点:一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无产阶级要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主要归纳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关于管理体制上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因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军事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军事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是毛泽东创造的。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四,关于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它贯穿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内容极为丰富,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论述,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第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文化工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

  第六,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决议》还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为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地规定下来。“活的灵魂”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总之,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和活的灵魂,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理论,而是在深入分析中国特殊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道路、前途、步骤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取得初步成果。它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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